国内真实避税案例有哪些地方（4分钟前更新）

近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德恒律师事务所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经过两个多月的广泛征集和多轮梳理，2019年评选出了10起有影响力的税务司法审判公开案件，并列出了评选理由，评价了案件的典型之处和意义。

1.再审申请人陈某伟诉某市地税局检查局、某省地税局税务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本案首次入选﹝(2018)最高法行申209号﹞中，XL2013年3月20日，公司与陈某伟、案外人林某签订了总价5500万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XL公司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一年后，XL公司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不能履行为由，向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终止商品房销售合同，支付违约金。一年后，XL公司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不能履行为由，向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终止商品房销售合同，支付违约金。经仲裁部门调解，陈某伟和林某以违约金的名义收支付的5500万元外，还以违约金的名义收取了3328万元。后来，市纪委、检察院接到举报，向陈某伟、林某、林某等举报XL调查公司资金往来，陈某伟等承认借款5500万元XL月利率为5%的公司，XL公司以商品房为抵押，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销售合同，陈某伟、林某共收取3328万元利息。

据此，某市地税局检查局对陈某伟、林某、XL公司立案调查，经市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调查，陈某伟、林某、XL该公司的交易被称为房屋买卖，实际上是一笔贷款。根据规定，陈某伟要求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563万元，贷款利息收入为2140.5万元。陈某拒绝接受，向某省地税局提出行政复议，未得到支持；提起诉讼，一审驳回诉讼；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主要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决定中认为，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性税收原则，私人贷款利息收入应当按照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支持税务局的决定，同时考虑利息收入应确定是否属于实际收入，避免重复征收。

评选理由

在再审决定中，最高法院讨论了税法和民法两个不同领域的差异，指出税务机关一般不履行民事法律关系的职能，民事法律关系一般应尊重有效的法律文件，但不排除税务机关依据税法，根据实质性税收原则，对基于相关民事行为产生的应税行为进行独立判断和认定。否认税务机关不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不允许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经营活动的实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税收工作的正常发展，难以避免纳税人滥用私人避免或减少税收义务，造成国家法定税收收入损失，违反税收公平原则。本案还明确了私人贷款利息是否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适用税目和税率，并建议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扣除相对人为获得利息收入的费用，以确保征收的公平性。

2.轻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某市税务局检查局行政案件

基本案情

根据中国裁判文件网公布的轻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某市税务局检查局行政管理一审判决书〔(2019)湘0922行初63号〕，原告某轻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接受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扣除税款577273元，法院刑事判决认定构成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及的税款由公安经济调查部门扣押并上缴国库。市税务局检查局认为，刑事案件中扣押的税款未经主管税务机关按规定缴纳国库，原告决定缴纳577273元增值税，并于2019年4月3日从原告银行账户中扣缴。

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有责任按照有效刑事判决追缴税款，但有效刑事判决中发现的公安机关扣押的公司退还的税款应当追缴并上缴国库。公司同时被判没收违法所得577273元，金额一致，实际上是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扣除的税款。这部分税款实际上已上缴国库，被告决定向原告纳税，要求补缴，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部分税款实际上已上缴国库，被告决定对原告进行税务处理，要求补缴，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如何转让资金，确保国家税收全额入库，是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处理的问题。

评选理由

增值税刑事案件处理中行政罚款与税款的重合性较为明显，理论界和实践界仍存在争议。如何在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转移资金，确保国家税收全额入库，是两者都需要思考和协调的问题。本案表明，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当相互尊重和协调，不得因两权冲突而损害当事人的权益。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执法和司法理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王某宇与L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合同，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纠纷

基本案情

(2019)鄂0506民初834号民事判决显示，原告王某宇在强制执行与L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公司)贷款纠纷案件时，获得了公司房地产抵偿判决确认的债权。原告办理房地产转让手续时，共缴纳645.49万元，其中L公司缴纳的税款共计521.98万元。由于L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原告王某向其破产经理申报债权，并主张其缴纳税款形成的债权具有优先权。因此，双方就原告是否因缴纳税款而获得债权，债权是否属于税务债权存在争议。法院认为，L公司根据公平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职工债权的处理，认定王的相关债权应当按照税收债权的顺序赔偿。

评选理由

如何在法律上认定第三人偿还税收债权，如何理解税法中的这种行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这一判决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想法和观点，但它留下了以下问题：被执行人最终承担的大部分税费将导致破产程序中的新债务，无法有效终止债务；买方享有优先权，没有法律基础。税务机关无权将税收债务转让给其他主体，法院也无权拟定买受人的税收债权，包括税收优先权；本案收取诉讼费，与其他债权确认纠纷通常按标的金额收取。

4.商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基本案情

本案﹝(2019)京02刑终113号﹞中，H公司因与CT公司之间的贸易融资为后者虚开了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避免因此产生的纳税义务，H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公司以购买钢材的名义取得了1600多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定，这三家公司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H作为公司负责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A公司、B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也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检察院指控A公司、B公司、刘某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H赵及其实际控制人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法院认为，H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赵主观上没有欺骗国家税收的目的，客观上认定国家税收损失证据不足，不构成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最终改为H公司，赵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A公司、B公司、刘构成非法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评选理由

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在刑法明确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是否考虑目的和后果，如何掌握司法审判的规模，在实现保护企业家司法政策目的的同时，不放弃犯罪和刑事法律原则。在本案中，法院将无实际交易的融资贸易排除在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外，区分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上是否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是否造成国家损失进一步加强了客观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犯罪要素，明确了行政违法，解决了行政违法与税收犯罪的关系。

5.西安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市税务局行政案件

基本案情

西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市税务局行政管理（税务）二审判决﹝(2019)闽01行终606号﹞载明，上诉人Xi安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方签订了《外贸代理出口协议》。有效仲裁已确认公司应将预付的退税款退还给第三方，上诉人为实际退税义务人。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因为第三人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决定暂停第三人的退税。由于第三人所在地税务机关决定暂停第三人的退税，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二审法院认为，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暂停退税决定导致上诉人不能按时获得退税利益，对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是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行政裁决，指示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立案。

评选理由

本案在出口退税案件中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外贸领域的纳税人可能名实分离。法院应当根据该领域的特殊性判断是否受理案件。在不确定是否立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案登记制度的原则立案，有助于解决行政诉讼难以立案的问题。同时，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确定的利益不限于法律利益，而是包括影响经济利益的各种情况。本案具有普遍性和示范效应。

6.市税务局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案件

基本案情

根据市税务局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税务）二审行政判决﹝(201930号(2019)﹞，2018年7月3日至8月6日，市国家税务局检查局先后向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和《催告书》，要求后者缴纳欠税和滞纳金。同年8月15日，公司付款；10月8日，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同年8月15日，公司支付款项；10月8日，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公司在收到超过期限的通知后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申请复议，不超过60天，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税务行政复议的起点应当从缴纳或者解除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之日起开始计算，而不是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或者自《税务处理决定》确定的缴纳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此外，设定税务行政复议前提条件的目的是防止纳税人利用复议程序转让财产，避免税收征管，确保税款及时入库，而不是通过设定恶劣条件拒绝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最后，二审法院决定维持原判。

评选理由

本判决明确了税务行政复议的起点，形成的规则可以指导对方计算税前条件期限。此外，法院认为，检查局向原告发出三份文件，应视为征管行为。还有一些争议些争议。例如，催告书是一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催告行为，不确定或改变纳税滞纳金期限。这一判决可能混淆了两种行为。无论如何，税务机关在制作此类税务文件时，应进一步完善文件内容，避免争议。

7、甘肃WD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甘肃WD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郝某山股权转让纠纷的审查和审判监督﹝(2019)最高法民申3972号﹞载明，甘肃再审申请人WD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郝、刘、兰州YT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甘肃WD公司购买郝某山、刘某持有的公司股权，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后，未支付剩余款项，被后者起诉法院承担违约责任。甘肃WD公司购买郝某山、刘某持有的公司股权，在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后，未支付剩余款项，后者起诉法院承担违约责任。WD公司声称，其未支付剩余款项的原因是郝山、刘未依法履行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申报义务，甘肃WD公司应当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作为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有权在纳税前行使不安抗拒 辩权中止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不构成违约，亦不应承担违约金。法院认为，税款的缴纳与甘肃WD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先后义务，甘肃WD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其本身未履行义务而主张不安抗辩权，与法律规定不符。因此，其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亦应承担违约金。故法院裁定驳回甘肃WD公司的再审申请。

评选理由

税款缴纳时间与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的关系，在实务中存在不少争议，本案判决对厘清其中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不安抗辩是债务履行过程中的抗辩权，有其适用条件，本案中有关企业的处理属于滥用不安抗辩，法院的判决值得赞同。

8、云南JT集团有限公司、重庆XD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根据有关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云04民终67号﹞，上诉人云南JT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重庆XD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向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JT公司称，开具发票系重庆XD公司向其承诺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重庆XD公司未按承诺履行开票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工程承包人在收款后向支付工程款的发包人开具发票既是其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也是税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原判认为云南JT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而未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故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重庆XD公司向云南JT公司出具17031687.59元的工程款税务发票。

评选理由

发票事项是近年来重要的争议焦点，也是税法需要关注的问题。发票开具也属于民事义务的一种，只是基于税法的规定而产生。开具发票是合同法所规定的附随义务，还是给付义务，实践中认识不一。民商法理论认为，附随义务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依据。实践中，很多案例判决当事人履行开票义务。对开票义务性质的认识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本案对司法实践特别是民事审判具有参考意义。

9、易某良、崔某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根据易某良、崔某与长沙市某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避税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9719号﹞，上诉人易某良、崔某因与上诉人长沙市某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某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易某良、崔某与某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易某良将其名下的房屋和土地以总价1550万元进行交易，但双方为了少缴税款，将成交价约定为大幅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600万元，并约定违约赔偿责任为合同总标的的4倍。上诉法院认为，易某良、崔某与交易方在转让过程中应当依法缴纳各种税收，若存在逃税行为，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追缴或进行相关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1550万元价款纳税。

评选理由

本案主要明确了在民事交易中，合同的整体效力不会因为民事主体存在逃税行为而被认定为无效。在民事交易中，民事主体订立的以避税为目的的合同条款，在受到税务机关依法追缴或相关处罚后，并不会影响其基于真实意思自治订立的合同。二审法院的判决，对于实现反避税目的与保障民事交易具有双重促进作用。

10、投资有限公司等与某税务局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

根据J投资有限公司等与某区税务局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2171号〕，K公司于2015年11月21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以最高价竞得原属J投资有限公司的位于北京市某处的土地、房屋及附属物。《竞买公告》和《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成交价不含过户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2016年6月2日，J投资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在后续债权申报过程中，某区税务局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就该拍卖所得的税款缴纳问题发生争议，后由税务局起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竞买公告、成交确认书中载明的税费承担条款系为对最后承受主体的约定，而非对纳税义务人的变更，故对税务局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选理由

近年来，司法拍卖中的价款是否含税以及税费最终承受主体成为各方关注热点，当中涉及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征管权时，对纳税人合法民事行为产生的税收结果在税法上如何评价的问题。本案争议系由《竞买须知》同税法规定纳税义务人不一致引起，法院判决确认司法拍卖过程中对税费的约定不产生变更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主体的效力，即在涉税问题上优先遵从税法的规定，对该类纠纷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本报记者 卢慧菲

来源：中国税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