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企业税务筹划的必要(当日/解读)

“薇娅逃税”事件曝光后，新闻、自媒体平台等各路消息铺天卷地，薇娅个人社交账号被关停，千万粉丝成过往。事件严重性不言而喻，有看客已经开始咏唱《凉凉》。薇娅是不是要凉凉我们不予置评，留给时间来判断，但是此事件带给直播电商行业及上百万带货主播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

12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表示，直播不是法外之地。时代给了“薇娅们”创造巨大财富的机会，但没有一个行业红利会永远存在，野蛮生长后的文明延续往往需要合法合规作为基石。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商直播，并不会因个人而影响其兴衰，监管的合理也绝不会让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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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下的直播电商行业

“薇娅们”到底有多赚钱

截至2020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6.17亿，占整体网民的62.4%。其中，直播电商已成为网络直播中用户规模最大的直播类别，用户规模达3.88亿人，较2020年3月增长1.23亿人，占整体网民近四成。而观看直播并且下单的用户将近2/3,直播电商渗透率高的惊人。

截至2020年底， 中国新增直播电商相关企业注册数6939家，累计注册有8862家，2019-2020年增长360.8%。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1.2万亿元，年增长率为197.0%，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将超过4.9万亿元。

有流量，高增长，高渗透。一眼看下来，这绝对是门好生意，从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1月前30名直播带货机构带货GMV均超过了1亿元，以薇娅为代表的的谦寻排名第一，是唯一一家GMV破500亿的机构，稳居冠军宝座；紧随其后的是以李佳琦为代表的美ONE，总带货销售额在“300亿-500亿”区间；除美ONE外，总GMV在“300亿-500亿”区间的还有以雪梨、辛巴为代表的宸帆、辛选。

在雪梨、薇娅被罚之前，直播电商经历了一段野蛮生长时期，各大城市也开始把直播电商列入发展规划，处在头部的“薇娅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即这么高的所得意味着综合个税率达到将近45%，在这个背景下“薇娅们”是不甘心的，几乎都请了专业团队做了税筹方案。直播电商作为新兴行业经历了成长—变现—爆发阶段，相关监管政策也随之经历了探索—调整—明晰阶段。政策一旦明晰，监管必然会对这个行业进行大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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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背景下

“薇娅们”的税筹方案还靠谱吗？

事实上在这场主播补税潮之前，直播电商行业的环境一直在悄然发生变化。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而新职业不能没有新的行业标准。11月25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国家对于主播们的要求正在不断规范。行业不断规范的同时，监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税务部门陆续公布网络主播偷逃税典型案例，就是在释放对网络主播从业行为的严管信号。

监管有多严，最好的衡量标准就是处罚狠不狠。薇娅13.41亿元的罚款瞬间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电商主播纳税问题，一向是行业核心问题，这无疑给带货主播敲了警钟。作为新生行业，主播究竟应该按照经营所得税纳税，还是个人所得税纳税，存在明显套利空间。

从薇娅丈夫的致歉信中，我们可以提取关键信息，即薇娅做过专门的税筹计划，但由于团队不专业，导致失败。这里我们就有了疑问：薇娅的税筹计划是什么？如果请了更专业的税筹机构是不是就合法合规了，13.41亿元的处罚也就不存在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薇娅被处罚的原因。根据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行政处罚事项公示名单，薇娅构成以下违法事实。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回答黄薇的违法事实时说到“通过设立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上海独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等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虚构业务，将其个人从事直播带货取得的佣金、坑位费等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

从这个回答中不难推测出,薇娅丈夫提到的税筹方案，即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转变收入性质，将个人劳务所得转为经营所得，从而偷逃税，这是影视明星、“薇娅们”这一类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主要手段之一。此前影视行业的范冰冰、郑爽案件以及网络直播行业的朱宸慧（网名：雪梨）、林珊珊案件都涉及这一偷逃税方式。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个人劳务所得与经营所得的计税方式和税率有较大不同。

（1）如果以个人身份获取佣金，那么应当属于劳务报酬收入，并入综合所得，税率是超额累进：3%-45%。像薇娅这种级别的，基本就可以按照45%税率粗略计算缴税金额了。

（2）如果一个独、个体户的方式作为收入主体，那么属于经营所得，税率从5%-35%。

（3）如果以公司作为收入主体，即使不考虑增值税及附加，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5%）和分红税（20%）。

现在不考虑增值税，假设薇娅所得是5000万，那这三种方式的综合税率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中发现，薇娅虽然逃税了，但是数额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注意到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提到的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我们再顺藤摸瓜，发现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根据融e开对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的风险评分发现，将其评判为中高风险，然后继续往下看，识别其为中高风险的原因是其命中了以下几个指标。

一个自然人控制多家企业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如果考虑到薇娅作为一个带货主播，那名下众多企业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再通过融e开来看看薇娅名下企业的情况。

从融e开的数据，可知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为薇娅独资企业，并且其名下还有18家关联企业，我们截取了部分关联企业，发现有7家是上海的企业。这7家上海的企业我们都通过融e开进行风险测评，发现这7家企业均被评级为中高风险。这说明即使我们对薇娅一无所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依然可以抽丝剥茧，发现隐藏的风险。

融e开给了我们风险警示，在大方向下我们稍加分析，薇娅逃税的手段就无处遁形了。根据融e开的企业注册明细，发现薇娅独资的7家上海企业均注册于上海的崇明岛。

崇明岛是典型的税收洼地，作为长江出海口第一大岛上海目前重点开发扶持，当地有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园区，直播电商行业个人独资企业目前核定征收是10%。考虑到个人肯定所得税是最高的，因此我们对比个人独资企业和公司之间的税收，考虑到避税一定会把所得分配到不同的公司，因此这次以500万所得作为对比，依然不考虑增值税。

现在再看，节税额是不是高的惊人。500万的所得便可以省税190万左右，成立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再把所得分散到这些企业，以“薇娅们”的收入来看，节税何止千万。这样看来薇娅税筹方案没有问题啊，利用崇明岛税收政策优惠，合法合规，是不是税务局罚错人了？当然不是。

这里的核心点在于收入性质的判定，虽然个税法实施条例中明确了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及经营所得涉及的范畴，但仅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去理解，很难判断网络主播收入的性质。不仅如此，网络主播收入构成较复杂，通报中薇娅的直播收入就包含了佣金、坑位费等，并且“大主播”与“小主播”间的收入构成差异也较大，给收入性质的认定制造了难点。

但政策方向日渐清晰，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10月公开的对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灵活用工人员从平台获取的收入可能包括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两大类。灵活用工人员取得的收入是否作为经营所得计税，要根据纳税人在平台的经济活动实质来判定，而不是简单地看个人劳动所依托的展示平台，否则容易导致从事相同性质劳动的个人税负不同，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薇娅只是一个典型，“薇娅们”才是政策监管的对象。同样，李佳琦作为“口红一哥”，据说一场直播收入是百万起步，如此高收入必然面临高额税负的问题，那么他是否也做了税务筹划呢？出于好奇，我们通过融e开对李佳琦公司信息也做一个调查，推测一下其税筹计划。

根据融e开数据，李佳琦名下有6家个人独资企业，其中一家注册在海南澄迈县，4家注册在上海崇明岛，1家注册在上海自贸区，所选地址均为税收洼地。通过融e开的风险评级发现，有多家企业均被评为了中高风险。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就判定李佳琦也逃税了，但是对于某些大数据发现的线索，依然值得关注。融e开考虑了实控人名下企业众多、关联方有违法行为、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以及网上负面舆情等多重因素后给予风险评级，这种评级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

除了像薇娅这种成立空壳公司改变收入性质，带货主播们还会通过购买增值税进项发票、虚构业务等多种手段来逃税，但是随着融e开这种多维风险评级工具的普及，将不断助力政府监管，让企业风险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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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下的直播电商转折年

2021年接近年尾，直播电商行业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补税找短板”，这一轮过后，2022年直播电商行业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年。进入强监管后，直播电商未来之路应该如何走，似乎还不明朗。但是政策制定者作为行业发展的裁判，其初衷绝对不是想打压新兴产业，而是希望其能高速健康地发展下去。

无论是平台方、品牌方，都希望与主播合作实现营销链路的缩短以及营销成本的降低，流量的过度集中，使直播资源逐步失衡，监管的介入则会更多考虑公平公正，通过强监管将会使流量集中的情况有所缓解，也将更加符合资源方及消费者的长期利益，推动直播行业稳定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