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节税与避税,千方百计

无论从动机还是从操作空间来讲企业节税与避税，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天然存在代理问题，且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难以避免或消除。提出了预期逃税效用化模型，该模型结合了犯罪经济学理论和预期效用理论企业节税与避税，探讨了个人所得税的避税问题，认为个人是否避税以及避税程度大小的决策依赖于避税成本与避税收益之间的权衡。

尽管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完全有效的市场，市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衡量企业价值。在国外的文献中被用作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代表企业价值，研究中国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赵昌文、唐英凯和周静等发现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的企业价值低于其他企业。陈旭东、王雪研究指出，企业避税是把双刃剑，实证结果表明避税实际上损害了企业价值。

因此，避税的经济结果实际上取决于避税收益与避税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目前避税代理成本论的相关研究都认为避税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企业价值是存在损害作用的。但是如果避税的经济结果都是负向的，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如此广泛的避税行为呢?这样的研究结果无法很好地解释实际情况。

量能课税原则更加重视税负的公平性，更多的倾向一种横向公平。避税的纳税主体依据税法漏洞规避税收负担从形式来看并未违反税收法定主义，符合税收法定主义。但是，纳税人采用了一种隐蔽地方式企业节税与避税，迂回地改变自身经济活动符合的纳税要件，使其活动其表面看并不满足税法的相关课税要件，从而规避了许多税负，这对于依法律标准严格纳税的纳税主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行为，若此种行为长期发展下去而不加以规制，会降低依法纳税主体严格依法纳税的积极性，对社会和来说都是不利的。

本文还探讨了在不同财务状况下，企业避税收益与成本的变化，深入分析了企业积极乃至激进避税的原因，为研究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此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财务风险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丰富了企业避税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财务风险与避税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财务风险越大，企业避税程度就越高。因此，为了降低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与激进程度，也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应当努力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在这个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企业节税与避税，税务部门应当着手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制定优惠政策并加强宣传，简化手续，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以便让企业获得应有的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与财务风险。